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鸽哨(1)
珍宝岛事件爆发前，我们班七个知识青年在黑龙江边挖沙子。江沙很细，但只能冬季刨开冰冻的沙壳，挖了运走。春季江水一活，沙滩就不存在了。
我们住在江边一间废弃的小木房里。对岸，有一个哨所，驻守着大约一个班苏联边防士兵。冰封的黑龙江像一条宽阔的马路。我们每天在“马路”这边劳动，他们每天在“马路”那边巡逻。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尽在我们眼中。他们从未向我们无端挑衅过。我们也并不因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威胁。虽然他们是士兵，我们是知青，他们人人手中都有武器，我们有的不过是劳动工具。这里是太宁寂了。两国关系的恶化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对苏联人的敌意，溶解在大自然的宁寂之中了。在这个地方，是个人，就会产生想要接近人的愿望。如果哪一天江岸看不到那几个苏联士兵，我们倒会觉得在这个宁寂的地方太孤单了。我们一次也没走到“马路”中心去过。他们也没有。在这条宽阔的“马路”上，国境线不是很分明的。与其说我们和他们都怕因“侵犯”了对方的领土而引起纠纷，毋宁说双方都很尊重那条不分明的边境线的存在，谨慎维护这一地带的宁寂与和平。我们不愿被他们看成敌人。他们肯定也是如此。被视为敌人，或者视人为敌，并非美好的事。何况在这一地带，在这一宁寂的“世界”中，只有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和他们几个士兵。想到“同仇敌忾”这个词时，倒会怀疑自己心理不正常。
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，似乎很适应这个地方的宁寂，生活得也似乎很有规律。他们每天早晨都一溜蹲在江边，用雪擦脸。而后就排着纵队在江边跑步。我们很想学他们，也到江边用雪擦脸，为了向他们证明，我们中国人的抗寒力，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人。却只效仿了一天，没体验到丝毫乐趣，只得作罢。
他们养了五只鸽子，每天早、午、晚各放一次。我们将他们的鸽子看成“国际轻音乐团”。他们的每只鸽子都背着鸽哨。鸽哨声悦耳极了，美妙极了，令我们非常羡慕。
我们也从连队带来了一只鸽子，一只洁白的鸽子，一只雌鸽。我们叫“她”作“白姑娘”，我们很欣赏为“她”起的名字。
我们放过一次“自姑娘”，被他们的五只鸽子引过去了，三天后才飞回来。从此“她”就被我们囚禁在笼子里，不再放出。
我们不愿因为鸽子而与他们——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发生什么冲突。
我们珍视这个地方的宁寂。
因为这个地方的宁寂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。
我们都是哈尔滨知识青年。下乡前，都参加过“深挖洞”的战备义务劳动。有了这种锻炼，挖沙对我们来说算是很轻的活儿了。
二百七十余万哈尔滨市人民，除了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，谁没参加过“深挖洞”？小学生参加，中学生参加，军人参加，机关工作人员参加，街道妇女也参加。党政军各级首长，没参加过的怕也数不出来几个。“洞”是挖得很深的，工程相当巨大。耗资惊人，可能足够重建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。小学生们挖洞的积极性是非常令人感动的。他们一般都是参加运砖劳动。只要能搬动三块砖的，绝不会搬两块，咬着牙也要搬四块乃至五块。某个小学校的学生有所“发明”，创造了一种搬砖工具——一块木板，用粗铁丝或绳子两端拴住，挂在脖子上，一次最多可在木板上放六块砖，只要脖子吃得消。这一经验在各小学迅速推广。于是凡有小学生的人家中，红药水紫药水和药布，便成了常备之物。几百万人连续几年内每天挖洞不止，市内街道破坏，交通混乱不堪。恶**通事故层出不穷。某些建筑的地基也遭到严重破坏，或倾斜或倒塌，塌方事故在所难免，烈士英灵永垂千古。即使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，死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的，更何况为了准备打仗。人们这么去想，就觉得因“深挖洞”而死也算死得其所了。
市委大楼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器，堆了沙袋，架了高射机枪。于是几所大学、几座重工业工厂也照此办理。每隔几天便会听到一次凄厉的警报器响。它一响，工人们就跑出车间，干部们就跑出办公室，学生们就跑出课堂。各个单位都有洞，人们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。行走在路上就近寻找不到一个洞可隐蔽的，便迅速卧倒——面朝下，双手护头，身体平贴地面。但不能与地面贴得太紧，那样会被震伤了内脏。也不能趴在离高大建筑物太近的地方，会被砸死。这是战备教育告诉人们的知识，这方面的知识还告诉人们，如此这般，便能在**和***爆炸的瞬间，保存自己的生命。保存自己，是为了消灭敌人。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不是武器。***没什么了不起。“深挖洞”就是对付***的伟大战略方针。为了在城市被苏军占领后，继续与苏军开展现代的城市“地道战”，《地道战》这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，被列为战备教育片反复上映。其实影片的实战意义，“家喻户晓，人人明白”。
从省市委机关办公室的玻璃，到各条小街窄巷中每家每户的玻璃，防空袭的米字白纸取代了花样翻新的红纸剪的“忠”字和“公”字。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们，定期到各家各户视察，严肃批评张家或李家玻璃上的纸条贴得不符合战备要求。某些重要单位和大企业向外地转移。全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大半迁走了。不少单位分期分批向农村疏散人口。许许多多的人们携妻带子举家奔赴农村。战争的威胁消减了人们计较“城乡差别”的心理。出卖私人房产的招贴在城市各个地方触目皆是，却对普通的人们失去了吸引力。旧家具的拍卖价格降到了几乎不值钱的地步，很少有人贪便宜问津。更很少有人想到奇货可居，从中渔利。人们先是想到应将地方粮票变成全国粮票。进一步想到应将钱和全国粮票变成饼干、罐头、肉松等等可做战备食品的东西。再进一步想到战争一旦爆发，一颗**从天而降，说不定就落在房顶上，穿透房顶掉进屋里，全家老少于是同归于尽，储藏了再多的战备食品岂不也是枉然。想来想去，还是采用“三光政策”，东西卖光，钱花光，吃光喝光。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。
我曾任我们中学空袭救助小分队队长。“三角巾包扎法”我掌握得很熟练。不止一次在演习中舍身救助“伤员”，不止一次“牺牲”。我们学校是全市中学进行战备教育的样板。每个学生的衣里儿都缝着一块白布，上写自己的性别、姓名、年龄、父母姓名及工作单位。有的学生还在这块白布上写下最简短的遗言。这是为了中苏战争一旦全面爆发，救助队员们从废墟和瓦砾中拖出我们面目模糊、缺胳膊断腿的尸体时，也许会从那块白布知道我们生前是何许人。如果我们的尸体被***烧焦，衣服烧成了灰烬，或者更惨一点，身躯被炸得无踪无影，那就是“另外一回事”了。老师在对我们讲这些时，就像讲几何例题一样逻辑清楚，合情入理。我们都觉得他“另外一回事”这句话讲得格外好，含蓄而明白。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的生前“遗言”是——崔丽华，我爱你。崔丽华是我们班一名漂亮的女同学。而她的生前遗言是——我想做电影演员。我们都是那个男同学的好朋友，都挺为他感到遗憾。因为崔丽华在生前“遗言”中并没写明也爱他。他不在乎这一点，说：“反正即使她也爱我，这依然是没法成为现实的事儿，我想战争一旦打起来，我俩绝不可能在战后都侥幸活下来。”大家又觉得他的话颇有几分道理。我们下乡之后，听说他和她都顽强地“留守”在城市，与上山下乡办公室进行“持久战”。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其实我不是留恋城市，既然战争明天就可能爆发，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必要呢？”我无法解答他的问题，也就没回信。
哈尔滨，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，这座被誉为音乐歌舞之摇篮的城市，这座受苏联文化艺术乃至生活方式影响最久最深的城市，这座曾被它的市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是“背靠老大哥”“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可靠的后方”的城市，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，经常响起防空警报器的凄厉声音。它变成了一座空前混乱、无比肮脏、人心惶惶的城市，变成了一座注定将要在中苏战争中被炮火从中国地图上抹去的城市，变成了苏联**将重点摧毁的目标。它的每一个市民仿佛都处在朝活夕死的战争威胁中。
战争，战争，不是明天爆发，就是后天爆发。在汇编了关于战争的“最新最高指示”的语录本上，可以查到这样一句话——“中苏战争不可避免，早晚要打，早打比晚打好。”人们虔诚地朗读这段预言战争的语录时，心中充满了沉重的忧郁。中国人不是战争狂，却希望早打。打过了，就拉倒了。他们是这么想的。成年人都甘愿由自己这一代承担起战争的灾难，而将和平岁月留给子孙后代。无论这灾难是多么巨大多么残酷。青年人们都预备着血染疆土，英勇捐躯。
然而当我们来到黑龙江边，每天无遮无掩地暴露在苏联边防士兵的眼中，置身在对方武器的最佳射程之内，那种在城市每天所感受到的战争威胁，却减少到了似有似无的程度。我们仿佛走出了战争的噩梦，来到了和平的境界。
这里真他妈的是一片宁寂。听不到防空警报的凄厉鸣叫，也根本观察不到对方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任何迹象。仿佛“马蹄形包围圈”不过只是战备教育的一种形象说法。仿佛中苏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言不过是虚造的幻觉。
与我们这儿相去六七里，对方的一个边防站与我们的一个沿江村对峙江两岸。他们的探照灯夜夜照射到我们这边来。它是必定要照射过来的。那种军事探照灯的照射范围是五里，而这一带最宽的江面不过千余米。这从某种角度上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挑衅，也可以说是友好。怎么说怎么有理。说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友好似乎比说是挑衅更使人易于接受。辩证法在解释这件事上更具有其理论魅力。
我们无法看到当日的报纸。各种报送到团里，已是一个星期之后。由团里送到连队，又得三四天之后。到我们手中，还得三四天之后。我们最想及时看到的是《参考消息》和《人民日报》。一得到这两种报，我们都急切地用目光在每版上捕捉，捕捉着哪怕几行字的与中苏关系有关的报道。我们毕竟是处在“前沿阵地”，中苏关系与我们的命运相连。说不定哪一天一颗炮弹就将我们一块儿报销了。我们死也得死个明白。《参考消息》和《人民日报》上经常带有强烈的**味。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。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边境冲突事件，积蓄着中苏大战前的舆论硝烟。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不断升级的“抗议”“严重抗议”“最后警告”“最后通牒”，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深信不疑——“中苏大战是不可避免的。”
但这一边境地带，我是说将我们七个中国知识青年和一个班苏联士兵隔开的那段“马路”，却始终是宁寂的。仿佛这里因为离北京和莫斯科都很遥远，虽是两国神经末梢相接之处，我们和他们的头脑却都变得对战争信息反应迟钝了。
国境线上发生的冲突，有时公允地想起来，其实质并非都是那么严峻的。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前，听说中苏双方就发生了一次冲突，几乎诉诸武器：一辆苏军卡车与我们的一辆拖拉机在江面上对行，互不相让，结果撞在一起。我们的驾驶员和他们的驾驶员都受了重伤。对双方来说，这都是一次“合理冲撞”，也都是一次不理智的冲撞。因为冰封后的黑龙江，中心线本不分明，双方却都认为是行驶在绝对意义的本国领土上，避让对方是政治性的屈辱行为……
我当时听说这件事，心想，与其说是“边境冲突”，毋宁说是“国际交通事故”，只要从联合国派来一名“国际交通警察”，许多类似事件就会得到公正处理的。
我觉得自己这想法颇高明，就对伙伴们讲了。伙伴们却不以为然，七嘴八舌地批判我思维荒唐，头脑简单。“联合国要是有国际交通警察，就该也有国际交通岗亭了，亏你想得出来！”“这是政治你懂不懂？就算有国际交通警察，也管不着这一段！”只有班长没加入对我的这场批判。在我低头认罪之后，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，说：“你这个想法……可也真是个想法！”我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对我表示支持，还是讽刺。……几天后，我们的一个伙伴回连队修工具，回来时，带了几份《人民日报》。看了报，我们才知道，珍宝岛事件爆发了。班长抢过报，大声给我们读了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的文章：“……只要苏联当局想打，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！……”这句措辞斩钉截铁的话，使我们面面相觑。大家都意识到，我们并非处在“和平净土”上，而确确实实是处在中苏全面大战即将爆发的“前沿阵地”。江对岸是社会帝国主义，是新沙皇，是“亡我之心不死”的、最凶恶的、侵略成性的头号敌人。这种我们在接受战备教育时确信无疑的战争理论，一度被这一边境地带的宁寂溶解了，那一天又被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浓缩了。然而黑龙江不是乌苏里江。我们挖沙子的这个地方也不是珍宝岛。这里的宁寂是真实的。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，都觉得这里的宁寂是虚假的了。从连里带回《人民日报》的那个伙伴还说，连里的知青都在流传，莫斯科警告北京——他们二十分钟就可以从远东打到北京。北京的回答是——我们十分钟就可以摧毁克里姆林宫。
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，我们听后认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，大灭“新沙皇”的威风，完全相信它的可靠性。“光复莫斯科！”“解放彼得堡！”“让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！”“将列宁的水晶棺转移到天安门广场！”我们身为红卫兵时，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集会高声呼喊过的“反修”口号，从那一天起，又在我们每个人心头荡起了激昂的回声。“反修战士”的豪情壮志，从那一天起，又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沸腾奔突！“你们说，**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‘亡我之心’呢？”一个伙伴郑重地向大家发问。大家一起瞧着他，都觉得他郑重得一副傻相。“这算什么问题？一边待着去！”“你小子好像对这一点还有怀疑？”大家纷纷训斥他。他连忙辩白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没那个意思！”伙伴中有一个名叫张文歧的，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册“战备教材”——《闪电战术实例分析》，闲着就看，自认为是“中苏问题”学者兼“现代战争研究专家”。他俨然以战备思想教员的口吻说：“从他们成了‘社会帝国主义’那一天，就有了‘亡我之心’！明白吗？”“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被训斥的伙伴诺诺连声。“别卖狗皮膏药！”班长狠狠瞪了张文歧一眼，又瞧着那个被训斥的伙伴说：“你这个问题……还真是个问题！”……一场自发的战备教育就此罢休。从那一天起，江对岸的几个苏联边防士兵，成了我们眼所能见的最具体的敌人。大家怂恿班长，要求连里发给我们武器。免得战争一旦在这里发生，我们赤手空拳，全作无谓牺牲。班长却说：“该发武器的时候必然会发给我们武器的。既然现在还不发给我们武器，那就意味着，我们的任务仍是挖沙子！”
他的话使我们大为扫兴。
一个伙伴嘟囔：“说不定哪一天战争就打起来了，还搞什么营建？”
班长很生气地说：“你应该去质问连长！”班长还将我从连里带来的那支猎枪和十几颗霰弹“接管”了。那是我向老职工借的，一心想在这地方打到几只野鸡、野兔什么的。没碰上过，也就一枪没放过。
“这里是边境线。中苏关系剑拔弩张，一枪一弹，有时都会引起严重冲突。我是班长，有权控制它！”班长的理由是无法反驳的。我背地里便骂他是“陈独秀”。伙伴们都说我骂得“高级”。我们每天照样在班长的带领下挖沙子。那几个苏联边防战士每天照样在江对面巡逻过来巡逻过去。我们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劳动。他们履行着和昨天一样的职责。他们的五只鸽子，每天照样在这里的天空上飞翔。鸽哨声在我们听来，依然是那么悦耳，那么美妙。“白姑娘”照样被我们关在笼子里不放，照样一听到鸽哨就在笼子里骚动不安，发出不甘寂寞的咕咕的叫声。与昨天与前天不同的，是我们的心理。
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在望着我们，我们便会停止劳动，也眈眈地注视着他们。以此让他们明白，我们是时时刻刻对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防范性的。
如果他们扔过来一个雪团，我们便会扬过去一掀沙子。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端着枪向江中心走来，我们便会各自紧握锨镐，一齐迎上去。准备打仗——这根弦在我们的头脑中绷紧到了最大极限。但是我们已见惯了他们的五只鸽子在这里的天空自由飞翔，也听惯了那悦耳的鸽哨声。如果哪一天不见它们在空中自由飞翔，如果哪一天听不到悦耳的鸽哨，我们一定都会觉得单调的生活里缺少了点什么美好的。这五只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儿，似乎永远也不会被人类的战争思想敌对情绪滋扰。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，尽管被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所划分，所统治，但环绕着它又比它更广阔的天空，却应该是鸽子的自由王国。蓝天是鸽子的大地。鸽子无国籍。它们仍一如既往地飞越国境线，在这里的天空吹奏出悦耳的咏唱友好与和平的哨音。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时，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停止劳动，仰头观望它们，侧耳聆听那飘荡在广阔天空的悦耳鸽哨。
“白姑娘”却越来越不甘寂寞了。它渴望冲出樊笼，渴望飞翔，渴望获得自由。它一听到鸽哨，就咕咕地叫着，扑动着翅膀跳来跳去。它也只能如此引起我们注意，如此向我们传达它的渴望和抗议。
但班长却不止一次非常坚决地对我们说：“不许放出它！谁也不许放它！谁不听我的，我就用拳头收拾谁！”
张文歧背着班长对我们叨咕：“你们瞧着，哪天我非放一次‘白姑娘’不可！说不定我们漂亮的‘白姑娘’，还会将他们那五只鸽子都引过来呢！”
“你别自作聪明，你忘了上一次……”我想打消他的念头。
他说：“上一次？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上次证明不了我们的失利！不过我们的‘白姑娘’有点得意忘形，太对他们的鸽子卖弄风情罢了。我相信它会吸取教训，总结经验的！”
“他们五只，我们一只，敌众我寡呀！”又一个伙伴说。“未战先馁，你这完全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嘛！”张文歧振振有词。他仿佛不是在谈论鸽子，而是在策划一场空战。我诧然不已。隔日，张文歧在抡镐刨沙时，被飞起来的冻沙崩了眼睛。班长让我送他回去。走在半路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你们都上当受骗啦！”我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制造个机会回去给咱们的‘白姑娘’放风的！”“你没被崩着？”“崩是崩了一下，不过没事儿。”“我告诉班长啦！”“请便。反正他已经来不及阻止我了。”“要是咱们的‘白姑娘’再被他们的鸽子引过去，看大家怎么惩罚你！”他自信地一笑，不屑于回答的样子。
走回我们刨沙子的地方，班长不安地问：“他的眼睛伤得重不重？”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唉唉呀呀，装模作样骗我们……”
话未说完，一个伙伴突然指着天空大嚷大叫：“看！咱们的‘白姑娘’！飞得多高，飞得多快呀！……”
大家都向天空仰望。果然，我们的“白姑娘”翱翔在高高的天空。那一日天空晴朗极了，蔚蓝蔚蓝的，无云也无风。我们仰望天空，就像从天空俯瞰大海。“白姑娘”不时从高处俯冲下来，在我们头顶盘旋一圈，然后陡然疾飞。看得出，它获得了这次难得的飞翔机会，又快活又兴奋。
我们都看得有些发呆。
班长朝江对面望了一眼，低声骂道：“张文歧这小子，跟我耍这套把戏，我轻饶不了他！”
他虽这么说，却一直仰着脸，用目光追随“白姑娘”优美的身姿，而且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“她”飞上了天空，我们谁也没法儿将“她”从天空弄下来。只有一边欣赏“她”高超的飞翔特技表演，一边期待“她”飞累了，自己降落。
“她”却飞呀飞呀，仿佛永远也不会飞累，永远也不愿降落。
一阵鸽哨声响起了。他们的那五只鸽子从江对面起飞了。它们飞过江，团团包围了“白姑娘”，裹胁着“她”一块儿飞。
“白姑娘”被它们诱惑了。“她”好像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，置身在一群爱慕者之间。“她”不断向它们显示自己高超的飞翔技巧，一会儿俯冲，一会儿滑翔，一会儿侧飞，一会儿连续翻筋斗。
班长说：“瞧着吧，‘白姑娘’一定又会被他们的鸽子劫持走了！这次他们绝不会轻易让‘她’再逃回来了，张文歧这个浑蛋！”
班长的担心却似乎多余。正如张文歧所预言，我们的“白姑娘”果真记取了上次被“劫持”的教训，“她”跟它们比翼齐飞，与它们在天空兜转周旋，但只要它们有了引诱“她”飞向江对面的企图，“她”便矜持地离开它们，高傲地独自任意翱翔。
我们心爱的鸽子这种非凡的“性格”，使我们——“她”的主人们感到大为惊奇和自豪。
“她”的爱慕者们，似乎终于像人一样意识到，要诱惑这只美丽的洁白的鸽子第二次“叛逃”是不可能的了。
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也出现在江对面，仰首观望这场“空战”。是的，这简直就如同中苏双方之间利用鸽子进行的一场无声的空战，我们恨不得也飞上天空，加入这场“空战”。他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冲动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“空战”持续了很久。
“喂，你们的鸽子弃暗投明了，不会再飞过去了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！”张文歧不知何时也回到了这里，朝江对面的苏联边防士兵大呼大喊。他一脸得意之色。
一名苏联边防士兵开始举起挂在长竿上的小旗摇晃。他们的那五只鸽子心有不甘而又恋恋不舍地往回飞了。它们刚刚飞过江去，我们的“白姑娘”又迅速追上了它们，在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头顶盘旋一圈，又将它们引逗到江这面来了。持旗的苏联边防士兵，一刻不停地挥舞小旗。他们的鸽子一次又一次飞回去。我们的“白姑娘”一次又一次将它们引过来。“噢！噢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”“弃暗投明有理！”“背叛‘新沙皇’有功！”除了班长以外，我们都跳着蹦着喊着叫着，哄作一团。当“白姑娘”又一次飞过江，一名苏联士兵举起了枪，向“她”瞄准。
我们住在江边一间废弃的小木房里。对岸，有一个哨所，驻守着大约一个班苏联边防士兵。冰封的黑龙江像一条宽阔的马路。我们每天在“马路”这边劳动，他们每天在“马路”那边巡逻。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尽在我们眼中。他们从未向我们无端挑衅过。我们也并不因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威胁。虽然他们是士兵，我们是知青，他们人人手中都有武器，我们有的不过是劳动工具。这里是太宁寂了。两国关系的恶化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对苏联人的敌意，溶解在大自然的宁寂之中了。在这个地方，是个人，就会产生想要接近人的愿望。如果哪一天江岸看不到那几个苏联士兵，我们倒会觉得在这个宁寂的地方太孤单了。我们一次也没走到“马路”中心去过。他们也没有。在这条宽阔的“马路”上，国境线不是很分明的。与其说我们和他们都怕因“侵犯”了对方的领土而引起纠纷，毋宁说双方都很尊重那条不分明的边境线的存在，谨慎维护这一地带的宁寂与和平。我们不愿被他们看成敌人。他们肯定也是如此。被视为敌人，或者视人为敌，并非美好的事。何况在这一地带，在这一宁寂的“世界”中，只有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和他们几个士兵。想到“同仇敌忾”这个词时，倒会怀疑自己心理不正常。
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，似乎很适应这个地方的宁寂，生活得也似乎很有规律。他们每天早晨都一溜蹲在江边，用雪擦脸。而后就排着纵队在江边跑步。我们很想学他们，也到江边用雪擦脸，为了向他们证明，我们中国人的抗寒力，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人。却只效仿了一天，没体验到丝毫乐趣，只得作罢。
他们养了五只鸽子，每天早、午、晚各放一次。我们将他们的鸽子看成“国际轻音乐团”。他们的每只鸽子都背着鸽哨。鸽哨声悦耳极了，美妙极了，令我们非常羡慕。
我们也从连队带来了一只鸽子，一只洁白的鸽子，一只雌鸽。我们叫“她”作“白姑娘”，我们很欣赏为“她”起的名字。
我们放过一次“自姑娘”，被他们的五只鸽子引过去了，三天后才飞回来。从此“她”就被我们囚禁在笼子里，不再放出。
我们不愿因为鸽子而与他们——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发生什么冲突。
我们珍视这个地方的宁寂。
因为这个地方的宁寂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。
我们都是哈尔滨知识青年。下乡前，都参加过“深挖洞”的战备义务劳动。有了这种锻炼，挖沙对我们来说算是很轻的活儿了。
二百七十余万哈尔滨市人民，除了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，谁没参加过“深挖洞”？小学生参加，中学生参加，军人参加，机关工作人员参加，街道妇女也参加。党政军各级首长，没参加过的怕也数不出来几个。“洞”是挖得很深的，工程相当巨大。耗资惊人，可能足够重建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。小学生们挖洞的积极性是非常令人感动的。他们一般都是参加运砖劳动。只要能搬动三块砖的，绝不会搬两块，咬着牙也要搬四块乃至五块。某个小学校的学生有所“发明”，创造了一种搬砖工具——一块木板，用粗铁丝或绳子两端拴住，挂在脖子上，一次最多可在木板上放六块砖，只要脖子吃得消。这一经验在各小学迅速推广。于是凡有小学生的人家中，红药水紫药水和药布，便成了常备之物。几百万人连续几年内每天挖洞不止，市内街道破坏，交通混乱不堪。恶**通事故层出不穷。某些建筑的地基也遭到严重破坏，或倾斜或倒塌，塌方事故在所难免，烈士英灵永垂千古。即使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，死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的，更何况为了准备打仗。人们这么去想，就觉得因“深挖洞”而死也算死得其所了。
市委大楼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器，堆了沙袋，架了高射机枪。于是几所大学、几座重工业工厂也照此办理。每隔几天便会听到一次凄厉的警报器响。它一响，工人们就跑出车间，干部们就跑出办公室，学生们就跑出课堂。各个单位都有洞，人们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。行走在路上就近寻找不到一个洞可隐蔽的，便迅速卧倒——面朝下，双手护头，身体平贴地面。但不能与地面贴得太紧，那样会被震伤了内脏。也不能趴在离高大建筑物太近的地方，会被砸死。这是战备教育告诉人们的知识，这方面的知识还告诉人们，如此这般，便能在**和***爆炸的瞬间，保存自己的生命。保存自己，是为了消灭敌人。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不是武器。***没什么了不起。“深挖洞”就是对付***的伟大战略方针。为了在城市被苏军占领后，继续与苏军开展现代的城市“地道战”，《地道战》这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，被列为战备教育片反复上映。其实影片的实战意义，“家喻户晓，人人明白”。
从省市委机关办公室的玻璃，到各条小街窄巷中每家每户的玻璃，防空袭的米字白纸取代了花样翻新的红纸剪的“忠”字和“公”字。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们，定期到各家各户视察，严肃批评张家或李家玻璃上的纸条贴得不符合战备要求。某些重要单位和大企业向外地转移。全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大半迁走了。不少单位分期分批向农村疏散人口。许许多多的人们携妻带子举家奔赴农村。战争的威胁消减了人们计较“城乡差别”的心理。出卖私人房产的招贴在城市各个地方触目皆是，却对普通的人们失去了吸引力。旧家具的拍卖价格降到了几乎不值钱的地步，很少有人贪便宜问津。更很少有人想到奇货可居，从中渔利。人们先是想到应将地方粮票变成全国粮票。进一步想到应将钱和全国粮票变成饼干、罐头、肉松等等可做战备食品的东西。再进一步想到战争一旦爆发，一颗**从天而降，说不定就落在房顶上，穿透房顶掉进屋里，全家老少于是同归于尽，储藏了再多的战备食品岂不也是枉然。想来想去，还是采用“三光政策”，东西卖光，钱花光，吃光喝光。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。
我曾任我们中学空袭救助小分队队长。“三角巾包扎法”我掌握得很熟练。不止一次在演习中舍身救助“伤员”，不止一次“牺牲”。我们学校是全市中学进行战备教育的样板。每个学生的衣里儿都缝着一块白布，上写自己的性别、姓名、年龄、父母姓名及工作单位。有的学生还在这块白布上写下最简短的遗言。这是为了中苏战争一旦全面爆发，救助队员们从废墟和瓦砾中拖出我们面目模糊、缺胳膊断腿的尸体时，也许会从那块白布知道我们生前是何许人。如果我们的尸体被***烧焦，衣服烧成了灰烬，或者更惨一点，身躯被炸得无踪无影，那就是“另外一回事”了。老师在对我们讲这些时，就像讲几何例题一样逻辑清楚，合情入理。我们都觉得他“另外一回事”这句话讲得格外好，含蓄而明白。我们班有个男同学的生前“遗言”是——崔丽华，我爱你。崔丽华是我们班一名漂亮的女同学。而她的生前遗言是——我想做电影演员。我们都是那个男同学的好朋友，都挺为他感到遗憾。因为崔丽华在生前“遗言”中并没写明也爱他。他不在乎这一点，说：“反正即使她也爱我，这依然是没法成为现实的事儿，我想战争一旦打起来，我俩绝不可能在战后都侥幸活下来。”大家又觉得他的话颇有几分道理。我们下乡之后，听说他和她都顽强地“留守”在城市，与上山下乡办公室进行“持久战”。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其实我不是留恋城市，既然战争明天就可能爆发，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必要呢？”我无法解答他的问题，也就没回信。
哈尔滨，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，这座被誉为音乐歌舞之摇篮的城市，这座受苏联文化艺术乃至生活方式影响最久最深的城市，这座曾被它的市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是“背靠老大哥”“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可靠的后方”的城市，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，经常响起防空警报器的凄厉声音。它变成了一座空前混乱、无比肮脏、人心惶惶的城市，变成了一座注定将要在中苏战争中被炮火从中国地图上抹去的城市，变成了苏联**将重点摧毁的目标。它的每一个市民仿佛都处在朝活夕死的战争威胁中。
战争，战争，不是明天爆发，就是后天爆发。在汇编了关于战争的“最新最高指示”的语录本上，可以查到这样一句话——“中苏战争不可避免，早晚要打，早打比晚打好。”人们虔诚地朗读这段预言战争的语录时，心中充满了沉重的忧郁。中国人不是战争狂，却希望早打。打过了，就拉倒了。他们是这么想的。成年人都甘愿由自己这一代承担起战争的灾难，而将和平岁月留给子孙后代。无论这灾难是多么巨大多么残酷。青年人们都预备着血染疆土，英勇捐躯。
然而当我们来到黑龙江边，每天无遮无掩地暴露在苏联边防士兵的眼中，置身在对方武器的最佳射程之内，那种在城市每天所感受到的战争威胁，却减少到了似有似无的程度。我们仿佛走出了战争的噩梦，来到了和平的境界。
这里真他妈的是一片宁寂。听不到防空警报的凄厉鸣叫，也根本观察不到对方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任何迹象。仿佛“马蹄形包围圈”不过只是战备教育的一种形象说法。仿佛中苏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言不过是虚造的幻觉。
与我们这儿相去六七里，对方的一个边防站与我们的一个沿江村对峙江两岸。他们的探照灯夜夜照射到我们这边来。它是必定要照射过来的。那种军事探照灯的照射范围是五里，而这一带最宽的江面不过千余米。这从某种角度上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挑衅，也可以说是友好。怎么说怎么有理。说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友好似乎比说是挑衅更使人易于接受。辩证法在解释这件事上更具有其理论魅力。
我们无法看到当日的报纸。各种报送到团里，已是一个星期之后。由团里送到连队，又得三四天之后。到我们手中，还得三四天之后。我们最想及时看到的是《参考消息》和《人民日报》。一得到这两种报，我们都急切地用目光在每版上捕捉，捕捉着哪怕几行字的与中苏关系有关的报道。我们毕竟是处在“前沿阵地”，中苏关系与我们的命运相连。说不定哪一天一颗炮弹就将我们一块儿报销了。我们死也得死个明白。《参考消息》和《人民日报》上经常带有强烈的**味。中苏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。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边境冲突事件，积蓄着中苏大战前的舆论硝烟。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不断升级的“抗议”“严重抗议”“最后警告”“最后通牒”，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深信不疑——“中苏大战是不可避免的。”
但这一边境地带，我是说将我们七个中国知识青年和一个班苏联士兵隔开的那段“马路”，却始终是宁寂的。仿佛这里因为离北京和莫斯科都很遥远，虽是两国神经末梢相接之处，我们和他们的头脑却都变得对战争信息反应迟钝了。
国境线上发生的冲突，有时公允地想起来，其实质并非都是那么严峻的。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前，听说中苏双方就发生了一次冲突，几乎诉诸武器：一辆苏军卡车与我们的一辆拖拉机在江面上对行，互不相让，结果撞在一起。我们的驾驶员和他们的驾驶员都受了重伤。对双方来说，这都是一次“合理冲撞”，也都是一次不理智的冲撞。因为冰封后的黑龙江，中心线本不分明，双方却都认为是行驶在绝对意义的本国领土上，避让对方是政治性的屈辱行为……
我当时听说这件事，心想，与其说是“边境冲突”，毋宁说是“国际交通事故”，只要从联合国派来一名“国际交通警察”，许多类似事件就会得到公正处理的。
我觉得自己这想法颇高明，就对伙伴们讲了。伙伴们却不以为然，七嘴八舌地批判我思维荒唐，头脑简单。“联合国要是有国际交通警察，就该也有国际交通岗亭了，亏你想得出来！”“这是政治你懂不懂？就算有国际交通警察，也管不着这一段！”只有班长没加入对我的这场批判。在我低头认罪之后，他拍了我的肩膀一下，说：“你这个想法……可也真是个想法！”我不明白他的话究竟是对我表示支持，还是讽刺。……几天后，我们的一个伙伴回连队修工具，回来时，带了几份《人民日报》。看了报，我们才知道，珍宝岛事件爆发了。班长抢过报，大声给我们读了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的文章：“……只要苏联当局想打，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！……”这句措辞斩钉截铁的话，使我们面面相觑。大家都意识到，我们并非处在“和平净土”上，而确确实实是处在中苏全面大战即将爆发的“前沿阵地”。江对岸是社会帝国主义，是新沙皇，是“亡我之心不死”的、最凶恶的、侵略成性的头号敌人。这种我们在接受战备教育时确信无疑的战争理论，一度被这一边境地带的宁寂溶解了，那一天又被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浓缩了。然而黑龙江不是乌苏里江。我们挖沙子的这个地方也不是珍宝岛。这里的宁寂是真实的。但我们从那一天开始，都觉得这里的宁寂是虚假的了。从连里带回《人民日报》的那个伙伴还说，连里的知青都在流传，莫斯科警告北京——他们二十分钟就可以从远东打到北京。北京的回答是——我们十分钟就可以摧毁克里姆林宫。
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，我们听后认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，大灭“新沙皇”的威风，完全相信它的可靠性。“光复莫斯科！”“解放彼得堡！”“让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！”“将列宁的水晶棺转移到天安门广场！”我们身为红卫兵时，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集会高声呼喊过的“反修”口号，从那一天起，又在我们每个人心头荡起了激昂的回声。“反修战士”的豪情壮志，从那一天起，又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沸腾奔突！“你们说，**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‘亡我之心’呢？”一个伙伴郑重地向大家发问。大家一起瞧着他，都觉得他郑重得一副傻相。“这算什么问题？一边待着去！”“你小子好像对这一点还有怀疑？”大家纷纷训斥他。他连忙辩白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没那个意思！”伙伴中有一个名叫张文歧的，不知从哪儿搞到一册“战备教材”——《闪电战术实例分析》，闲着就看，自认为是“中苏问题”学者兼“现代战争研究专家”。他俨然以战备思想教员的口吻说：“从他们成了‘社会帝国主义’那一天，就有了‘亡我之心’！明白吗？”“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被训斥的伙伴诺诺连声。“别卖狗皮膏药！”班长狠狠瞪了张文歧一眼，又瞧着那个被训斥的伙伴说：“你这个问题……还真是个问题！”……一场自发的战备教育就此罢休。从那一天起，江对岸的几个苏联边防士兵，成了我们眼所能见的最具体的敌人。大家怂恿班长，要求连里发给我们武器。免得战争一旦在这里发生，我们赤手空拳，全作无谓牺牲。班长却说：“该发武器的时候必然会发给我们武器的。既然现在还不发给我们武器，那就意味着，我们的任务仍是挖沙子！”
他的话使我们大为扫兴。
一个伙伴嘟囔：“说不定哪一天战争就打起来了，还搞什么营建？”
班长很生气地说：“你应该去质问连长！”班长还将我从连里带来的那支猎枪和十几颗霰弹“接管”了。那是我向老职工借的，一心想在这地方打到几只野鸡、野兔什么的。没碰上过，也就一枪没放过。
“这里是边境线。中苏关系剑拔弩张，一枪一弹，有时都会引起严重冲突。我是班长，有权控制它！”班长的理由是无法反驳的。我背地里便骂他是“陈独秀”。伙伴们都说我骂得“高级”。我们每天照样在班长的带领下挖沙子。那几个苏联边防战士每天照样在江对面巡逻过来巡逻过去。我们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劳动。他们履行着和昨天一样的职责。他们的五只鸽子，每天照样在这里的天空上飞翔。鸽哨声在我们听来，依然是那么悦耳，那么美妙。“白姑娘”照样被我们关在笼子里不放，照样一听到鸽哨就在笼子里骚动不安，发出不甘寂寞的咕咕的叫声。与昨天与前天不同的，是我们的心理。
如果我们发现他们在望着我们，我们便会停止劳动，也眈眈地注视着他们。以此让他们明白，我们是时时刻刻对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防范性的。
如果他们扔过来一个雪团，我们便会扬过去一掀沙子。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端着枪向江中心走来，我们便会各自紧握锨镐，一齐迎上去。准备打仗——这根弦在我们的头脑中绷紧到了最大极限。但是我们已见惯了他们的五只鸽子在这里的天空自由飞翔，也听惯了那悦耳的鸽哨声。如果哪一天不见它们在空中自由飞翔，如果哪一天听不到悦耳的鸽哨，我们一定都会觉得单调的生活里缺少了点什么美好的。这五只象征着友好与和平的鸟儿，似乎永远也不会被人类的战争思想敌对情绪滋扰。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，尽管被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所划分，所统治，但环绕着它又比它更广阔的天空，却应该是鸽子的自由王国。蓝天是鸽子的大地。鸽子无国籍。它们仍一如既往地飞越国境线，在这里的天空吹奏出悦耳的咏唱友好与和平的哨音。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时，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停止劳动，仰头观望它们，侧耳聆听那飘荡在广阔天空的悦耳鸽哨。
“白姑娘”却越来越不甘寂寞了。它渴望冲出樊笼，渴望飞翔，渴望获得自由。它一听到鸽哨，就咕咕地叫着，扑动着翅膀跳来跳去。它也只能如此引起我们注意，如此向我们传达它的渴望和抗议。
但班长却不止一次非常坚决地对我们说：“不许放出它！谁也不许放它！谁不听我的，我就用拳头收拾谁！”
张文歧背着班长对我们叨咕：“你们瞧着，哪天我非放一次‘白姑娘’不可！说不定我们漂亮的‘白姑娘’，还会将他们那五只鸽子都引过来呢！”
“你别自作聪明，你忘了上一次……”我想打消他的念头。
他说：“上一次？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上次证明不了我们的失利！不过我们的‘白姑娘’有点得意忘形，太对他们的鸽子卖弄风情罢了。我相信它会吸取教训，总结经验的！”
“他们五只，我们一只，敌众我寡呀！”又一个伙伴说。“未战先馁，你这完全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嘛！”张文歧振振有词。他仿佛不是在谈论鸽子，而是在策划一场空战。我诧然不已。隔日，张文歧在抡镐刨沙时，被飞起来的冻沙崩了眼睛。班长让我送他回去。走在半路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你们都上当受骗啦！”我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制造个机会回去给咱们的‘白姑娘’放风的！”“你没被崩着？”“崩是崩了一下，不过没事儿。”“我告诉班长啦！”“请便。反正他已经来不及阻止我了。”“要是咱们的‘白姑娘’再被他们的鸽子引过去，看大家怎么惩罚你！”他自信地一笑，不屑于回答的样子。
走回我们刨沙子的地方，班长不安地问：“他的眼睛伤得重不重？”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唉唉呀呀，装模作样骗我们……”
话未说完，一个伙伴突然指着天空大嚷大叫：“看！咱们的‘白姑娘’！飞得多高，飞得多快呀！……”
大家都向天空仰望。果然，我们的“白姑娘”翱翔在高高的天空。那一日天空晴朗极了，蔚蓝蔚蓝的，无云也无风。我们仰望天空，就像从天空俯瞰大海。“白姑娘”不时从高处俯冲下来，在我们头顶盘旋一圈，然后陡然疾飞。看得出，它获得了这次难得的飞翔机会，又快活又兴奋。
我们都看得有些发呆。
班长朝江对面望了一眼，低声骂道：“张文歧这小子，跟我耍这套把戏，我轻饶不了他！”
他虽这么说，却一直仰着脸，用目光追随“白姑娘”优美的身姿，而且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“她”飞上了天空，我们谁也没法儿将“她”从天空弄下来。只有一边欣赏“她”高超的飞翔特技表演，一边期待“她”飞累了，自己降落。
“她”却飞呀飞呀，仿佛永远也不会飞累，永远也不愿降落。
一阵鸽哨声响起了。他们的那五只鸽子从江对面起飞了。它们飞过江，团团包围了“白姑娘”，裹胁着“她”一块儿飞。
“白姑娘”被它们诱惑了。“她”好像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，置身在一群爱慕者之间。“她”不断向它们显示自己高超的飞翔技巧，一会儿俯冲，一会儿滑翔，一会儿侧飞，一会儿连续翻筋斗。
班长说：“瞧着吧，‘白姑娘’一定又会被他们的鸽子劫持走了！这次他们绝不会轻易让‘她’再逃回来了，张文歧这个浑蛋！”
班长的担心却似乎多余。正如张文歧所预言，我们的“白姑娘”果真记取了上次被“劫持”的教训，“她”跟它们比翼齐飞，与它们在天空兜转周旋，但只要它们有了引诱“她”飞向江对面的企图，“她”便矜持地离开它们，高傲地独自任意翱翔。
我们心爱的鸽子这种非凡的“性格”，使我们——“她”的主人们感到大为惊奇和自豪。
“她”的爱慕者们，似乎终于像人一样意识到，要诱惑这只美丽的洁白的鸽子第二次“叛逃”是不可能的了。
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也出现在江对面，仰首观望这场“空战”。是的，这简直就如同中苏双方之间利用鸽子进行的一场无声的空战，我们恨不得也飞上天空，加入这场“空战”。他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冲动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“空战”持续了很久。
“喂，你们的鸽子弃暗投明了，不会再飞过去了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！”张文歧不知何时也回到了这里，朝江对面的苏联边防士兵大呼大喊。他一脸得意之色。
一名苏联边防士兵开始举起挂在长竿上的小旗摇晃。他们的那五只鸽子心有不甘而又恋恋不舍地往回飞了。它们刚刚飞过江去，我们的“白姑娘”又迅速追上了它们，在那几名苏联边防士兵头顶盘旋一圈，又将它们引逗到江这面来了。持旗的苏联边防士兵，一刻不停地挥舞小旗。他们的鸽子一次又一次飞回去。我们的“白姑娘”一次又一次将它们引过来。“噢！噢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”“弃暗投明有理！”“背叛‘新沙皇’有功！”除了班长以外，我们都跳着蹦着喊着叫着，哄作一团。当“白姑娘”又一次飞过江，一名苏联士兵举起了枪，向“她”瞄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