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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发卡 2(1)
母亲却摇着头说：“那就不是我儿子了。一大瓶酱油一元多呢，他想还，不向我要，也不可能有一元多钱呀！姑娘，告诉你家大人，大妈替你们全院儿都问问。”
母亲居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她的叫法，由“大娘”而自称起“大妈”来了。“大妈，那就给您添麻烦了。我走了。大妈再见！”“再见，姑娘，有空儿一定来玩啊！”“哎！大妈您快进屋去看着锅吧！”母亲随了几步，满面慈祥地目送着。我缓缓坐在煤桦棚子里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。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母亲，那个孩子正是我。而且，她家的院子里种什么花儿才好呢？既然她家给了我家这种权力，这种权力似乎主要应归属于我。母亲她对此是不会太认真的。而这一权力对我却很重要。相当重要。
星期天。我家吃过早饭不久，她和她的姥爷，还有她的两个弟弟，带着锤子、锯子、钉子盒什么的来了。我从窗口一看见他们，赶快将门插上。迎出屋的母亲大声唤我出来给他们当帮手，我不答应。母亲敲门，我不开。“这孩子，聋啦！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哪？！”母亲生气了。我终于出现，母亲瞠目而视。仿佛不认识我了。
我上下穿得很整齐：白小褂，蓝裤子，白胶鞋。我将平时舍不得穿，甚至连过节也舍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队队服换上了，并且系了红领巾。我是学校里的队鼓手，只有学校举行隆重活动或什么庆典仪式的时候，我才如此这般。我早晨当然洗过脸了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根本没洗干净，又洗了一遍脸。用香皂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洗脸很少用香皂。手太脏时，也不过用肥皂。我还照着镜子梳了半天头发。我头发硬，平时不梳。蓬乱得太不像样子，就用手指拢拢。那一天怎么梳也梳不倒，用毛巾沾着水揉湿了，才总算勉勉强强梳平。
不但母亲对我瞠目而视，他们也一样。尤其她。“怎么，你……你今天有队日活动？你预先可没跟妈说一声。”母亲大出所料地嘟哝道。
“不过队日就不能穿这身衣服了？”我振振有词地回答。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。其实，在母亲和他们的瞠目而视之下，我的感觉，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“河马大婶”大笑不止时强不了多少。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。她的姥爷也是。母亲说：“没有队日活动，你穿上队服干什么？快脱了去，换身破衣服，帮着干活！”我执拗地说：“不，我今天就想穿队服嘛！”她的姥爷指着我，刚想说什么，被她及时扯了一把，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制止了。母亲更生气了：“这孩子，今天抽的什么风！”举手似要打我。她急忙说：“大妈，弟弟要穿，就让他穿吧！弄脏了我替他洗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向她的姥爷直丢求援的眼色。他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也说：“哪个孩子不喜欢穿得体面些呢？让孩子穿吧！我们小晶不是愿意替他洗吗？我这外孙女，是说话算话的！”他看了他的外孙女一眼，挺郑重地问：“是不是？”她笑了。笑得又大方又愉悦，还朝我眨了眼睛。既不像有些女孩儿家受到几句夸奖就洋洋得意，也未显出丝毫害羞的样子。
母亲望望她，望望她的姥爷，望望我，不再说什么了。然而母亲的表情告诉我，过后是一定要对我追究个为什么的。
她看着我说：“小弟弟，这不等于我完全支持你。大妈的话毕竟是有道理的。你也得向大妈表示一点妥协呀，起码把红领巾摘下来行不行？”
我觉得母亲对她的评价是对的。她说话真像位大姑娘，尤其她跟大人说话的时候。我第一次听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家说话用“毕竟”和“妥协”这样高等的词儿。何况她两个月后才十四岁。我觉得听她说话，仿佛是在听语文成绩优秀的学生造句子，并且不得不承认她造了些好句子。
我默默地顺从地解下了红领巾。
母亲用一根手指戳我的额角说：“哼，你要天天都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孩子样子，我倒省心了！”
母亲是街道居民小组长，负责我们这条街上居民义务方面的一切事，具有等同于“甲长”的地位和权力。当时她正急去开居民小组长会议。
母亲匆匆走后，我们立刻开始拆除那排经历了许多风蚀雨淋的“板障子”。而首先要做的，是斩断那瀑布一般泻过这边来的“爬山虎”。那面的院子荒芜已久，这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，已经像一张乱毛蓬蓬的皮，和木板长在了一起。花儿依然开得很烂漫，但毛虫隐蔽在茂密的叶子底下。
她说她怕毛虫。
她的两个弟弟说也怕。
她的姥爷倒没说怕。但说看见毛虫就皮肤过敏。
我也怕。我怕毛虫甚于怕任何可怕的东西。但是我毫无惧色地声明我一点儿也不怕毛虫。我说小小毛虫有什么可怕的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这项“特殊任务”。
他们负责将我斩断的“爬山虎”用木棍挑到预先挖好的坑里，埋得严严实实，踩得平平坦坦。
我们合力推倒了“板障子”。
当她的两个弟弟协助她的姥爷锯木板时，她悄悄对我说：“挽起你的裤筒儿。”
我说：“干这种活儿，用不着挽裤筒儿。”
她说：“让我看看你腿，那天摔破了没有？”
我说：“没有。真的没有。”
她说：“听话。我一定要看。”
她的表情，她的口吻，好像是如果我不听她的话，我在她眼里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了。我听话地将两条裤筒都挽了起来。我两腿那天都摔破了，结了两块厚厚的痂。“当时流了很多血吧？”“嗯。”“当时很疼吧？”“嗯。”“当时你哭了吧？”“嗯。”“一边跑一边哭？”“嗯。”“你为什么要跑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“你为什么要还一瓶酱油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“你哪儿来的钱呢？”“拉小套儿挣的。还有，捡些碎玻璃卖。”“拉小套儿？那是怎么回事儿？”“火车站、大桥前，拉车的人上不去坡，我帮着拉。你见过两匹马拉的车吗？有一匹马是驾辕的，另一匹马是拉边套儿的。拉小套儿就像拉边套儿的马，帮着拉上一个小坡五分钱，帮着拉上一个大坡有时能挣一毛钱呢！”
“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？”
我真的不知为什么。我只有不好意思地憨笑。
“碎玻璃也能卖钱？”
“能呀，一斤碎玻璃能卖四分钱呢！”
“那，上哪儿去捡呀？”
“垃圾站啊、建筑工地啊，有时能捡到，有时捡不到。我常捡碎玻璃卖。卖两斤就能买一本作业本。”
“你为买那瓶酱油，捡了很多吧？”她用她细长而娇嫩的手指轻轻触摸我腿上的伤痂。我看得出并且相信她那绝对是情不自禁。她似乎想要通过她的触摸使它消失。“我得帮着干活儿了！”我难为情地放下了裤筒儿。“你真是个古怪的小孩儿。你觉得你自己古怪吗？”她低声问，显得严肃。
我摇摇头，拿起锤，钉“板障子”去了。男孩儿天生是男孩儿的朋友。她的两个弟弟没用谁吩咐，便主动成了我的助手。她则成了她姥爷的助手。他锯，她压住木板。
“你几年级？”双胞胎中的一个问我。“二年级。你们呢？”“才一年级。”另一个回答，瞧着我那种目光，似乎对我这个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小学生不无恭敬。“那，你是二年级入的队吗？”“二年级？那也太晚了！”“你一年级就入队了？”“当然！”“那，你是几道杠？”我想回答是“三道杠”，可担心谎话说过了头，反而被怀疑。
“一道杠”呢，又觉得太渺小，有些说不出口。犹豫了一下，谦虚地说：“我本来被推选当‘三道杠’来着。可我认为自己还没那么好，就接受了个‘二道杠’……”
我轮番回答他们的话。他们对我也愈发显出恭敬的样子。我戴红领巾，并非为了别的。而是为了向他们的姐姐表明：我可不是这条街的野孩子。我是少先队员！
“我姐姐是一年级入的队！”
“我姐姐以前是‘三道杠’！”
“她还当过全校的大队长呢！”
“她以前每年都是三好生！”
他们开始向我赞扬他们的姐姐。仿佛她是他们的重型武器，一展示出来，就足以从心理上彻底将我打败。
我半道“杠”也不是！我还没入队呢！校队鼓手中，有好几个不是少先队员的。红领巾是学校特批给我们的，只许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戴。平时是没资格戴的。我当然是被他们从心理上打败得稀里哗啦了！我故作镇定，问：“那她现在呢？”“现在……现在……”“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吗？”“对，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嘛！她就得在新的学校从头开始争取了。”我不由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很怀疑是她的弟弟们说的那样，认为肯定另有原因。
她的目光接触到我的目光，迅速避开了。她那样子很不自然，甚至有几分愠怒。她大声训斥两个弟弟：“多嘴多舌的，别人会把你们当哑巴吗？”
她们的姥爷，好像根本就没听我们几个孩子在说些什么，头也不抬，专心致志地锯木板。她的两个弟弟，都一声不吭了。显然，他们的姐姐，在他们心目中，是具有特殊位置的。一旦严厉起来，他们是有些惧怕的。我觉得锯条被腐朽的木板夹住所发出的紧滞刺耳的声音，似乎更响了。
一排新的“板障子”终于竖起在我们眼前，和她家临街的“板障子”一样矮。一扇小门的上端，也锯成了美观的月牙形。这么一来，站在我家门口，不，就是站在屋里，也可以从窗口望见她家院子里的情形。在我们全院，除了我家，谁家也不可能和她家举步相通。因为别人家与她家院子相隔的，是他们房屋的后墙。只有我家这儿，相隔的是一排“板障子”。
她姥爷的衣服，已被汗湿透了。他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，问他的外孙女和两个外孙：“这样好吧？”她默默无言地微微点了一下头。而她的两个弟弟齐声回答：“好！”他又问我：“你说呢？”我也回答：“好！”他说：“你们都觉得好，我就更认为好了。”沉思片刻，念念有词起来：“满园芳菲着人意，栽情篱下不羡山。”
我完全不懂他的之乎者也。而她，分明是懂的。起码懂一部分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显得忧郁了。
他又自言自语：“种什么花儿好呢？”
我抢先说：“种蝴蝶花吧！蝴蝶花顶好看啦！”
她的两个弟弟紧接着说：“种百合！种百合！姥爷您不是说过，百合的根又好吃又能治病吗？”
他的目光转向他的外孙女，目光中尽是深蕴的慈爱。似乎，还有些别的。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无奈的歉疚。他能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外孙女呢？
“你说呢小晶？”
她凝眸思考了几秒钟后回答：“姥爷，栽菊花吧。您不是很喜欢菊花的吗？而且，您也不必像陶渊明似的采菊东篱下了，您每天望菊东篱下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他点点头：“是啊。季节迟了，想种别的花儿也来不及了。只有从院子西边移些菊花栽过来了，不过……”他又一次将脸转向我：“这一定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，啊？咱们刚才的意见，都算个人意见，你妈妈的意见，应该是最后的意见。因为她是居民小组长嘛！咱们都在她的领导之下嘛！这就叫民主集中啊！”
他说得十分郑重，郑重得都有点儿使我感动了。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我的母亲这么值得尊重。从来也没人对母亲表示过如此郑重又非常真诚的尊重。一个孩子，感到自己的母亲被人尊重，这孩子能对那个人不产生好感吗？我觉得我一下子喜欢起这个头发全白的瘦老头了。我想母亲也肯定会认为自己实在不值得任何人这么尊重她。她能当上居民小组长，纯粹由于她的热心肠。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她“领导”过谁。我们这条街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，绝对不会有谁承认受过我母亲“领导”的。如果他们听了他的话，准会哈哈大笑的。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我母亲居然是“领导”他们的，母亲肯定再也当不成居民小组长了。
我的队服为我作出了从未作出过的“牺牲”。白胶鞋面目全非，变成了黑胶鞋。我的奉献是巨大的。这奉献完全是为了她。我觉得她心里是明白的。我一点儿也不后悔，相反我很愉快，甚至对她充满感激，感激她明白我……
她的姥爷收拾起工具，第一个从那扇小门通过，走到她家的院子里去了。他回望了一眼那扇小门。那种样子，如同一个刚刚学会穿墙术的人，念着咒诀不知不觉地穿过了一堵墙壁，但又不相信真的，回望那堵墙是否存在似的。
“孩子们，过来呀！我不是已经过来了吗？”他朗声说，看样子对那扇小门很满意。说罢，大步向当初神父住的屋子走去。仿佛那一向就是他住的屋子。
接着他的两个外孙走过去了。
她也走过去了。
只有我留在锯矮了的“板障子”这一边，一动没动，呆呆地望着那边。“板障子”锯矮了仍是“板障子”，我仍觉得我要通过那扇小门必须获得她家人的允许，觉得它是为了她家人到这边来方便，而不是为了我到那边去方便。尽管她的姥爷已经说了：“孩子们，过来呀！”但我认为他那是对她和她的两个弟弟说的，觉得其实并没包括我。我也为那扇小门付出了劳动。刹那间我内心充满委屈，眼泪汪汪。
她见我没跟过去，走回来了。她站在“板障子”那边，替我打开小门，瞧着我笑。
“先生，请！”
她做了一个优美的邀请的姿势。
我也噙泪而笑了。通过那扇小门后，我也忍不住回望一眼。倏忽我觉得我是通过了一扇奇异的门，觉得自己顿时长大了好几岁似的。我再看她时，连自己都觉得，已不可能是一分钟前的目光了。我自己对这一种变化有点儿慌乱和不知所措。我脸又红了。
她脸也红了。
大概是因为我的目光。还因为我的样子。
井旁晒了几大盆水。
母亲居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她的叫法，由“大娘”而自称起“大妈”来了。“大妈，那就给您添麻烦了。我走了。大妈再见！”“再见，姑娘，有空儿一定来玩啊！”“哎！大妈您快进屋去看着锅吧！”母亲随了几步，满面慈祥地目送着。我缓缓坐在煤桦棚子里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。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母亲，那个孩子正是我。而且，她家的院子里种什么花儿才好呢？既然她家给了我家这种权力，这种权力似乎主要应归属于我。母亲她对此是不会太认真的。而这一权力对我却很重要。相当重要。
星期天。我家吃过早饭不久，她和她的姥爷，还有她的两个弟弟，带着锤子、锯子、钉子盒什么的来了。我从窗口一看见他们，赶快将门插上。迎出屋的母亲大声唤我出来给他们当帮手，我不答应。母亲敲门，我不开。“这孩子，聋啦！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哪？！”母亲生气了。我终于出现，母亲瞠目而视。仿佛不认识我了。
我上下穿得很整齐：白小褂，蓝裤子，白胶鞋。我将平时舍不得穿，甚至连过节也舍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队队服换上了，并且系了红领巾。我是学校里的队鼓手，只有学校举行隆重活动或什么庆典仪式的时候，我才如此这般。我早晨当然洗过脸了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根本没洗干净，又洗了一遍脸。用香皂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洗脸很少用香皂。手太脏时，也不过用肥皂。我还照着镜子梳了半天头发。我头发硬，平时不梳。蓬乱得太不像样子，就用手指拢拢。那一天怎么梳也梳不倒，用毛巾沾着水揉湿了，才总算勉勉强强梳平。
不但母亲对我瞠目而视，他们也一样。尤其她。“怎么，你……你今天有队日活动？你预先可没跟妈说一声。”母亲大出所料地嘟哝道。
“不过队日就不能穿这身衣服了？”我振振有词地回答。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。其实，在母亲和他们的瞠目而视之下，我的感觉，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“河马大婶”大笑不止时强不了多少。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。她的姥爷也是。母亲说：“没有队日活动，你穿上队服干什么？快脱了去，换身破衣服，帮着干活！”我执拗地说：“不，我今天就想穿队服嘛！”她的姥爷指着我，刚想说什么，被她及时扯了一把，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制止了。母亲更生气了：“这孩子，今天抽的什么风！”举手似要打我。她急忙说：“大妈，弟弟要穿，就让他穿吧！弄脏了我替他洗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向她的姥爷直丢求援的眼色。他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也说：“哪个孩子不喜欢穿得体面些呢？让孩子穿吧！我们小晶不是愿意替他洗吗？我这外孙女，是说话算话的！”他看了他的外孙女一眼，挺郑重地问：“是不是？”她笑了。笑得又大方又愉悦，还朝我眨了眼睛。既不像有些女孩儿家受到几句夸奖就洋洋得意，也未显出丝毫害羞的样子。
母亲望望她，望望她的姥爷，望望我，不再说什么了。然而母亲的表情告诉我，过后是一定要对我追究个为什么的。
她看着我说：“小弟弟，这不等于我完全支持你。大妈的话毕竟是有道理的。你也得向大妈表示一点妥协呀，起码把红领巾摘下来行不行？”
我觉得母亲对她的评价是对的。她说话真像位大姑娘，尤其她跟大人说话的时候。我第一次听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家说话用“毕竟”和“妥协”这样高等的词儿。何况她两个月后才十四岁。我觉得听她说话，仿佛是在听语文成绩优秀的学生造句子，并且不得不承认她造了些好句子。
我默默地顺从地解下了红领巾。
母亲用一根手指戳我的额角说：“哼，你要天天都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孩子样子，我倒省心了！”
母亲是街道居民小组长，负责我们这条街上居民义务方面的一切事，具有等同于“甲长”的地位和权力。当时她正急去开居民小组长会议。
母亲匆匆走后，我们立刻开始拆除那排经历了许多风蚀雨淋的“板障子”。而首先要做的，是斩断那瀑布一般泻过这边来的“爬山虎”。那面的院子荒芜已久，这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，已经像一张乱毛蓬蓬的皮，和木板长在了一起。花儿依然开得很烂漫，但毛虫隐蔽在茂密的叶子底下。
她说她怕毛虫。
她的两个弟弟说也怕。
她的姥爷倒没说怕。但说看见毛虫就皮肤过敏。
我也怕。我怕毛虫甚于怕任何可怕的东西。但是我毫无惧色地声明我一点儿也不怕毛虫。我说小小毛虫有什么可怕的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这项“特殊任务”。
他们负责将我斩断的“爬山虎”用木棍挑到预先挖好的坑里，埋得严严实实，踩得平平坦坦。
我们合力推倒了“板障子”。
当她的两个弟弟协助她的姥爷锯木板时，她悄悄对我说：“挽起你的裤筒儿。”
我说：“干这种活儿，用不着挽裤筒儿。”
她说：“让我看看你腿，那天摔破了没有？”
我说：“没有。真的没有。”
她说：“听话。我一定要看。”
她的表情，她的口吻，好像是如果我不听她的话，我在她眼里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了。我听话地将两条裤筒都挽了起来。我两腿那天都摔破了，结了两块厚厚的痂。“当时流了很多血吧？”“嗯。”“当时很疼吧？”“嗯。”“当时你哭了吧？”“嗯。”“一边跑一边哭？”“嗯。”“你为什么要跑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“你为什么要还一瓶酱油呢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“你哪儿来的钱呢？”“拉小套儿挣的。还有，捡些碎玻璃卖。”“拉小套儿？那是怎么回事儿？”“火车站、大桥前，拉车的人上不去坡，我帮着拉。你见过两匹马拉的车吗？有一匹马是驾辕的，另一匹马是拉边套儿的。拉小套儿就像拉边套儿的马，帮着拉上一个小坡五分钱，帮着拉上一个大坡有时能挣一毛钱呢！”
“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？”
我真的不知为什么。我只有不好意思地憨笑。
“碎玻璃也能卖钱？”
“能呀，一斤碎玻璃能卖四分钱呢！”
“那，上哪儿去捡呀？”
“垃圾站啊、建筑工地啊，有时能捡到，有时捡不到。我常捡碎玻璃卖。卖两斤就能买一本作业本。”
“你为买那瓶酱油，捡了很多吧？”她用她细长而娇嫩的手指轻轻触摸我腿上的伤痂。我看得出并且相信她那绝对是情不自禁。她似乎想要通过她的触摸使它消失。“我得帮着干活儿了！”我难为情地放下了裤筒儿。“你真是个古怪的小孩儿。你觉得你自己古怪吗？”她低声问，显得严肃。
我摇摇头，拿起锤，钉“板障子”去了。男孩儿天生是男孩儿的朋友。她的两个弟弟没用谁吩咐，便主动成了我的助手。她则成了她姥爷的助手。他锯，她压住木板。
“你几年级？”双胞胎中的一个问我。“二年级。你们呢？”“才一年级。”另一个回答，瞧着我那种目光，似乎对我这个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小学生不无恭敬。“那，你是二年级入的队吗？”“二年级？那也太晚了！”“你一年级就入队了？”“当然！”“那，你是几道杠？”我想回答是“三道杠”，可担心谎话说过了头，反而被怀疑。
“一道杠”呢，又觉得太渺小，有些说不出口。犹豫了一下，谦虚地说：“我本来被推选当‘三道杠’来着。可我认为自己还没那么好，就接受了个‘二道杠’……”
我轮番回答他们的话。他们对我也愈发显出恭敬的样子。我戴红领巾，并非为了别的。而是为了向他们的姐姐表明：我可不是这条街的野孩子。我是少先队员！
“我姐姐是一年级入的队！”
“我姐姐以前是‘三道杠’！”
“她还当过全校的大队长呢！”
“她以前每年都是三好生！”
他们开始向我赞扬他们的姐姐。仿佛她是他们的重型武器，一展示出来，就足以从心理上彻底将我打败。
我半道“杠”也不是！我还没入队呢！校队鼓手中，有好几个不是少先队员的。红领巾是学校特批给我们的，只许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戴。平时是没资格戴的。我当然是被他们从心理上打败得稀里哗啦了！我故作镇定，问：“那她现在呢？”“现在……现在……”“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吗？”“对，现在我们不是搬到这儿来了嘛！她就得在新的学校从头开始争取了。”我不由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很怀疑是她的弟弟们说的那样，认为肯定另有原因。
她的目光接触到我的目光，迅速避开了。她那样子很不自然，甚至有几分愠怒。她大声训斥两个弟弟：“多嘴多舌的，别人会把你们当哑巴吗？”
她们的姥爷，好像根本就没听我们几个孩子在说些什么，头也不抬，专心致志地锯木板。她的两个弟弟，都一声不吭了。显然，他们的姐姐，在他们心目中，是具有特殊位置的。一旦严厉起来，他们是有些惧怕的。我觉得锯条被腐朽的木板夹住所发出的紧滞刺耳的声音，似乎更响了。
一排新的“板障子”终于竖起在我们眼前，和她家临街的“板障子”一样矮。一扇小门的上端，也锯成了美观的月牙形。这么一来，站在我家门口，不，就是站在屋里，也可以从窗口望见她家院子里的情形。在我们全院，除了我家，谁家也不可能和她家举步相通。因为别人家与她家院子相隔的，是他们房屋的后墙。只有我家这儿，相隔的是一排“板障子”。
她姥爷的衣服，已被汗湿透了。他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，问他的外孙女和两个外孙：“这样好吧？”她默默无言地微微点了一下头。而她的两个弟弟齐声回答：“好！”他又问我：“你说呢？”我也回答：“好！”他说：“你们都觉得好，我就更认为好了。”沉思片刻，念念有词起来：“满园芳菲着人意，栽情篱下不羡山。”
我完全不懂他的之乎者也。而她，分明是懂的。起码懂一部分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显得忧郁了。
他又自言自语：“种什么花儿好呢？”
我抢先说：“种蝴蝶花吧！蝴蝶花顶好看啦！”
她的两个弟弟紧接着说：“种百合！种百合！姥爷您不是说过，百合的根又好吃又能治病吗？”
他的目光转向他的外孙女，目光中尽是深蕴的慈爱。似乎，还有些别的。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无奈的歉疚。他能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外孙女呢？
“你说呢小晶？”
她凝眸思考了几秒钟后回答：“姥爷，栽菊花吧。您不是很喜欢菊花的吗？而且，您也不必像陶渊明似的采菊东篱下了，您每天望菊东篱下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他点点头：“是啊。季节迟了，想种别的花儿也来不及了。只有从院子西边移些菊花栽过来了，不过……”他又一次将脸转向我：“这一定要征求一下你妈妈的意见，啊？咱们刚才的意见，都算个人意见，你妈妈的意见，应该是最后的意见。因为她是居民小组长嘛！咱们都在她的领导之下嘛！这就叫民主集中啊！”
他说得十分郑重，郑重得都有点儿使我感动了。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我的母亲这么值得尊重。从来也没人对母亲表示过如此郑重又非常真诚的尊重。一个孩子，感到自己的母亲被人尊重，这孩子能对那个人不产生好感吗？我觉得我一下子喜欢起这个头发全白的瘦老头了。我想母亲也肯定会认为自己实在不值得任何人这么尊重她。她能当上居民小组长，纯粹由于她的热心肠。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她“领导”过谁。我们这条街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，绝对不会有谁承认受过我母亲“领导”的。如果他们听了他的话，准会哈哈大笑的。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我母亲居然是“领导”他们的，母亲肯定再也当不成居民小组长了。
我的队服为我作出了从未作出过的“牺牲”。白胶鞋面目全非，变成了黑胶鞋。我的奉献是巨大的。这奉献完全是为了她。我觉得她心里是明白的。我一点儿也不后悔，相反我很愉快，甚至对她充满感激，感激她明白我……
她的姥爷收拾起工具，第一个从那扇小门通过，走到她家的院子里去了。他回望了一眼那扇小门。那种样子，如同一个刚刚学会穿墙术的人，念着咒诀不知不觉地穿过了一堵墙壁，但又不相信真的，回望那堵墙是否存在似的。
“孩子们，过来呀！我不是已经过来了吗？”他朗声说，看样子对那扇小门很满意。说罢，大步向当初神父住的屋子走去。仿佛那一向就是他住的屋子。
接着他的两个外孙走过去了。
她也走过去了。
只有我留在锯矮了的“板障子”这一边，一动没动，呆呆地望着那边。“板障子”锯矮了仍是“板障子”，我仍觉得我要通过那扇小门必须获得她家人的允许，觉得它是为了她家人到这边来方便，而不是为了我到那边去方便。尽管她的姥爷已经说了：“孩子们，过来呀！”但我认为他那是对她和她的两个弟弟说的，觉得其实并没包括我。我也为那扇小门付出了劳动。刹那间我内心充满委屈，眼泪汪汪。
她见我没跟过去，走回来了。她站在“板障子”那边，替我打开小门，瞧着我笑。
“先生，请！”
她做了一个优美的邀请的姿势。
我也噙泪而笑了。通过那扇小门后，我也忍不住回望一眼。倏忽我觉得我是通过了一扇奇异的门，觉得自己顿时长大了好几岁似的。我再看她时，连自己都觉得，已不可能是一分钟前的目光了。我自己对这一种变化有点儿慌乱和不知所措。我脸又红了。
她脸也红了。
大概是因为我的目光。还因为我的样子。
井旁晒了几大盆水。